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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从十三岁起,我就对这一点很清楚,即我想:要么成为一个诗人,要么一事无成。但是,为了这种明确性我心里渐渐地产生了另外一种东西,即痛苦的判断力。人们可以成为教师、牧师、医生、手工工人、商人、邮政官员,甚至也可以成为音乐家、也可以成为画家或者建筑师,通向世界上的一切职业都有一条路,都有一个先决条件,都有一个学校为初学者安排了一种课程。只是没有为诗人安排这样的东西!成为一个诗人是允许的,甚至是一种荣誉:这就意味着,作为诗人必须卓有成效并且有名,至少过去是这样,可惜他们已经死了。可是,要成为一个诗人,光想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可笑的和可耻的,正如我很快就了解到的那样。我迅速地学会了必须从现实中学习什么:诗人是某种仅仅存在的、但却不是可以变成的人。换句话说:对诗和自己的诗人才能的兴趣在老师那里会受到怀疑,为此,他不是被嘲讽就是被讥笑,常常会受到致命的侮辱。和诗人交往就就像和英雄、和一切强大的或者美丽的、乐观的和非同寻常的形象与努力打交道完全一样:在过去他们是光彩的,所有的教科书上都充满了颂扬之词,但在目前的现实中,人们却仇恨他们,估计训练和雇佣那些教师们恰恰就是为了尽可能阻止年轻人成为呱呱叫的自由人并阻止发生伟大、光辉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