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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我是在一种充满可怕的政治机关、间谍机构、贿赂技巧和制造经济发展趋势假象的环境中度过战争年代的,当时在全世界只有很少几个地方集中了如此众多的机构,也就是说,在伯尔尼,在德国的、中立的和敌对外交的中心,在一个城市里,一夜之间挤满了人,而且他们是清一色的外交官、政治特务、间谍、新闻记者、买主和投机商。我生活在外交官和军人之间,此外还和许多人来往,那些人有的来自敌对的国家,所以在我周围的空中整个就是一张独一无二的间谍和反间谍、刺探、耍阴谋、政治交易和个人交易的网络,所有这些,我在那些年里竟然毫无觉察!我被窃听、被跟踪和被刺探,一会儿被怀疑为敌人,一会儿被怀疑为中立者,一会儿又被当成自己人,对这一切我毫无觉察,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点点滴滴地听别人这样说,我无法理解自己怎么能在这样的氛围中生活而没有被触动,也没有伤及一根毫毛。可是,一切都已过去。

 

随着战争的结束我的变化也完成了,考验的烦恼也达到顶峰。这种烦恼和战争以及世界的命运不再有任何关系,甚至连德国的失败,这也是两年来我们在国外怀着肯定的信念期待的,此刻也不再有什么可怕的了。